比如冯紫英因为自己祖籍来自南直隶苏州，就和同为南直隶的许其勋、方有度、吴甡较为亲近，同样因为家庭出身原因，与同样家出名门的练国事相交甚厚，又比如因为长期生活在大同，与同样来自山西的郑崇俭、孙传庭乃至陈奇瑜关系都比较密切。
同样现在因为同在顺天秋闱，这一个多月来与范景文交往联系骤然密切起来，特别是经历了这一场秋闱和鹿鸣宴，又同时中举，那么这一帮北直的同学关系瞬间就拉近了。
在这些同学中很多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或明或暗的圈子，甚至要等到中了进士出仕之后才会逐渐觉察到，但是对于冯紫英来说，他却早就对这种圈子的价值意义十分明了了。
这即便是在现代社会都避免不了的东西，在封建社会这个时代，那就是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值得用起来的东西，同年同学同乡，哪一样都价值巨大，如果几个圈子还能共通交叉，那基本上就决定了这一辈子都要打上同党的烙印了。
当然这个也需要建立在基本“政治理念”一致的前提下，也就是所谓的同志，而在冯紫英看来，这个基本“政治理念”对于现在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些同学们来说，还基本上是空白的。
他们心目中其实对于未来出仕之后该遵循什么理念，该代表什么群体，都还没有成型，要在他们未来的官场生涯中因为一场甚至几场政治斗争，或者主动或者被动的卷入到某些利益中去，经历几番波折洗礼，才会慢慢成型。
而这个时候恰恰是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最基本的一些理念的时候，这个时候一旦帮他们确立一些观点理念，往往要比他们入仕之后思维已经定型再来改变容易许多。
“我们北直隶以及陕西、山西本身就比其他地方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每一次面临鞑靼人或者女真人的寇边时，我们都要付出最直接最惨烈的代价，我们北边的儿郎要付出最大的牺牲，百姓要承担更多的伤害，可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北边的子弟怎么可能享受得到像江南湖广那样相对安稳和优越的学习环境？而寄籍附籍的这些学子们他们本身就享受了更好的学习条件，其实本该回各自籍地考试，只不过朝廷恩赏，允许他们在顺天考试，但一些必要的限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范景文有些惊讶于冯紫英的坦诚，“但江南承担了大周绝大部分税赋，很多江南士人也觉得对他们不公，紫英怎么看？”
“这就是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平衡问题了。”在考取了举人之后，冯紫英和范景文都具备了可以实质性探讨时政的资格了，因为从资质上来说，他们现在已经具备了选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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