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疑让饱受天灾的河南人民雪上加霜。
1942年大饥荒爆发之前，河南已经连续被压榨了五年，期间征兵、征粮都是全国之首。
哪怕在风调雨顺的年代，经过大量地、不断地交粮纳税后，农民们几乎不剩任何粮食储备。
到了1942年河南麦收仅一两成，秋粮又绝收，面对如此困境，当时河南征收征购的粮食仍居各省第一！
1942年在抗战抗灾的紧急情况下，汤恩伯乘机大发国难财，面对大量灾民，他没有开仓救助，反而“封仓贮粮”造成粮价飞涨，还在重灾区抓壮丁，大建官署，甚至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造成累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水旱蝗汤，河南四害”这句河南当时广为流传民谣中，“汤”指的就是汤恩伯。
在这些压榨下，一步步造成了河南特级饥荒悲惨的局面。
随着灾情的愈发严重，国内一些报纸也进行了相关报道。其中《大公报》的一篇报道令委员长尤为愤怒。
主编王芸生在一则社评中，揭露了国民政府对河南灾民征粮的残酷，还谴责了重庆上层社会的奢靡，笔锋犀利，证据确凿。
委员长看到后愤怒下令让《大公报》停刊三天。
但此时的委员长仍不相信河南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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