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后，随着通货的飞速膨胀，县长的这点工资实在微薄。
由于物价不断上涨，政府开始对公务员实行生活津贴制度。
1941年9月起，各级公务员月薪50元以下者，津贴40元；50到100元者，津贴30元；101到200元者，津贴20元；200元以上者，不予津贴。
可是这些津贴，根本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
堂堂一县之长，固定俸禄，有津贴，加上地方人情灰色收入，依旧过的入不敷出。
为什么？除了物价原因，民国实行的是县长承包制。
一个县政府编制是30人左右，除此之外省政府一般绝少拨款，公务支出和请人办事的支出全部要由县长开支。这光靠县长的工资那是根本没办法维持，因此，很多县长不惜铤而走险搜刮钱财，送掉性命的也不在少数。
民国时期县长的“承包体制”，也意味着一位县长上任、卸任，不仅全套班底随他同来同去，连办公用品也要自备，解职时财政收支也要全盘交代清楚。移交期间所需各项费用都要由县长个人承担。
加上民国时期县长更换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办移交就成了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远远超出县长所能承受的范围。
高裕山在五河县长位置上一待那么多年，上下贿赂，升官也不愿意去，除了五河县被他视为自己的小王国外，移交开支巨大也是原因之一。
县长尚且如此，各级办事人员，那就更加不必说了。
“这官啊，还真不好当。”孟绍原也有一些无奈：“高建志，五河县的官员几乎被我一锅端了，现在大灾已至，五河县急需一位县长稳定局势，我认命你为五河县县长，你能不能胜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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