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最严重的后果，是对负罪感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阿美利加人对什么是负罪感，有了全新的，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理解。”
“负罪感？”
“我们失去了五月花号上移民中，清教徒的那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我们曾经相信，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会战胜所有的邪恶和恶魔。
而越战之后，我们发现，也许邪恶不是那么容易战胜的，我们有失败的可能，也许我们会不得不和他们共存。我们在道德上，技艺上，对其他人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优越感。”
罗纳德不太明白，这种所谓的负罪感，和意大利裔主导了新好莱坞运动有什么关系呢？
“意大利裔，和很多新一代的导演，都是天主教徒。和阿美利加立国的清教不同，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包含了充分的负罪感教育。我们都是有罪的，每周都要去找牧师告解。
正好这种心态，和现代阿美利加人的普遍感受一致，所以他们拍的电影，也在心理上符合那时候观众的心理状态。
再加上视觉化是意大利人的强项，看看那些文艺复兴的绘画和建筑，他们天生就能把电影拍的像世界名画一样。”
“哦……”
罗纳德陷入深思，宝琳·卡尔作为顶尖的影评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导演非常不同。他很确定，至少斯科塞斯和科波拉拍电影的时候，绝对不会考虑什么天主教的负罪感。
不过不同的角度也许也有一些真相。这些都是融入了导演思维底层的潜意识。你也许平时不会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但是在拍电影的时候，却无时无刻不被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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