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李靖突袭定襄、夜袭阴山，一举击溃突厥颉利可汗的牙帐，随后颉利可汗被唐军生擒活捉，突厥灭亡。自此之后，唐朝的攻略重心渐渐转向西域，一则追缴突厥残部，一则谋划攻陷高昌国。
帝国北疆之军备渐渐松弛。
代之而兴的薛延陀汗国趁北方空虚之机强势崛起，雄霸漠北，麾下足足有胜兵二十万，成了帝国北面的一大军事强国，无疑也成为帝国北疆潜在的一大边患。
对此，李二陛下自然不会视若无睹。他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遏制，日后薛延陀必将成为帝国的一大劲敌。
贞观十二年，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其国的南部和北部，李二陛下立刻意识到这是分化其势力的一个良机，随即遣使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并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间接的防范手段，要想确保帝国北部边塞的安宁，就必须在漠南地区，亦即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厥故地，设置一道捍卫的屏藩。
事实上，这种分化的策略也宣告失败，夷男可汗的两个儿子摄于父亲之威势，哪里敢表露出一丝半点的窥视汗位的心思乖巧得如同绵羊，使得李二陛下的分化挑拨之计全然落空。
贞观十三年春，李二陛下颁下一道诏书，册封右武侯大将军阿史那思摩为突厥的新可汗，赐之鼓纛，同时命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屏，长保边塞。
突厥突然复国，使得薛延陀感受到了极大的危机感。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李二陛下知道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必定会有抵触情绪，唯恐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开战，彼时的大堂正在绸缪攻略高昌国，没有余力对付薛延陀，于是便给夷男可汗发了一道诏书，言道“中国贵尚礼仪，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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