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县目前是大唐最富裕的一个县。
这一点从夏赋，秋税中就能看的出来。
仅仅是晋昌坊跟曲江坊这两个坊市，就贡献了全县应收赋税的六成以上。
其中以晋昌坊最多，缴纳赋税为六千九百八十五贯，东市次之，为四千七百五十二贯，再次者为曲江坊的四千六百五十五贯，再算上其余坊市，里坊，万年县收到的铜钱税赋就足足有两万三千六百余贯。
大唐的税赋来源是租佣调，所谓租便是地租，一亩地租平均为两升，庸便是绢布，至于调这个东西在万年县是不存在的，因为万年县不允许百姓用每日三尺绢布来顶替徭役。
万年县的土地实在是太少，所以租庸调的数量不多，尽管不多，还是超越了很多大唐州。
根据永徽六年十一月秋税缴纳完毕之后，户部以粟米为基础价格换算出，永徽六年，大唐朝廷的总收入为四百八十一万贯。
朝堂上，百官们自然是弹冠相庆，因为这个收益已经是大唐立国以来最高。
云初虽然被皇帝称之为二百五，但是，在吏部清吏司衙门的考评中，再次被评为上上之选。
满朝官员们都认为，云初在没有把百姓最后一件遮羞的底裤盘剥走的状况下，能获得如此收益，吏部给一个上上之选，实在是不足以彰显他的能力。
没错，官员们，至少是户部的官员们，他们只看每年进入国库的银钱，粮食，绢帛，麻布的数量多少，至于百姓们是不是能活他们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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