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也不轻易把「革命」挂在嘴边。他们更在意的是「如何真正继承马列思想」——他们逐渐明白，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於「有没有读过马列着作」。
国家从未明文禁止任何人《资本论》，也没有将《宣言》下架，甚至鼓励在官方教材中多次引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些闪亮的词汇。人们可以自由背诵语录，甚至在学术论文中引用恩格斯、葛兰西或卢卡奇的理论。
但这样又能怎样？
真正的问题核心，远b书籍是否被禁止更为隐晦且深刻。关键不在於谁能，而在於谁有权力诠释。
他们震惊地意识到，释经权——即对经典文本的解释权，才是当今时代最核心且不容质疑的权力。就像古代，诵读经文并不困难，真正的关键在於谁有资格为经文注解，而谁的注解又能被视为「正统」。
《资本论》在新华书店的显眼位置堂堂正正地陈列着，然而关於「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意涵，以及这些概念在当代中国该如何实践，似乎永远只有一个机构拥有最终解释权：那就是自称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
这个机构就像一座不可亵渎的罗马教廷，垄断了对「真理」的最终解释权。他们认定什麽是社会主义，什麽就必须是社会主义；他们声称「按劳分配」自然包含高阶主管的千万年薪，这就成了不容质疑的真理；他们主张「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先让一部分人暴富，於是就没人敢公开反驳。
然而T制外的这些人，即使穷尽毕生心力钻研，理解得再透彻，终究只是无缘踏入核心殿堂、只能在广场外仰望的旁观者，被视为理论上的异端。任你如何阐述见解，他们依然紧握立法、人事、预算等大权，掌控一切的话语权。
随着讨论越深入，他们越觉得自己像一群被赶出圣殿的信徒。信仰的火苗尚未熄灭，但通往圣殿的道路已被封锁，那条曾经指向真理的路径，如今铺满了由权力JiNg心编织、华丽却空洞的T制话术。他们既不盲目追随个人，也不迷信任何特定经典着作，更不幻想回到过去的所谓「h金时代」。他们单纯地渴望，渴望夺回本该属於每个平凡人的解释权，让社会主义不再只是橱窗里JiNg美的展示品，而是重新成为一种鲜活的、能够被感受、被讨论、真正属於大众的事物。
2019年尾声，他们隐约明白了自己「该立足於何处」，却仍不急着宣告「究竟想做些什麽」。当年的北京，雾霾似乎b往年散得快了些，广州的空气依然黏腻。街角的咖啡馆静静伫立，没人知道那些年轻脑袋里正酝酿着怎样的风暴，或许也没人真正在意。
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一群年轻人，试图在时代巨浪完全转向之前，努力留下些许清醒的注解罢了。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就算幸运夺回了那柄锈迹斑斑的释经权，前方等待他们的，究竟是光明大道还是更深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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