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证据并没有让整个项目的问题凭空消失，却动摇了原先针对霍钧的核心指控。陈峥趁势提交了完整线索，申请重新核实相关人员的证词与审批过程。随着调查继续深入，几名经手人开始出现前后矛盾，原本看似严密的证据链逐渐露出了缺口。
霍钧的律师终于有了可以据此申请调整强制措施的实质材料。经过进一步审查，针对霍钧的关键指控未能获得原先预期的证据支持，他被依法解除相应强制措施，得以离开。而这份关键匿名材料的来源，始终没有查明。陈峥查过快递信息，也试图从文件的整理方式和内容来源寻找线索，却始终无法确定寄件人是谁。
局势逆转之后，调查的重点重新回到了临港项目的资金调拨过程。几名曾经替霍钧作证、又在关键问题上改过口的经手人，很快成了突破口。其中有人承认，自己曾按照上级的要求修改过报告；有人承认，原始申请中的部分内容被有意省略；还有人交代，所谓的后续补足，只是为了让账面看起来不那么难看。
但到了霍林这里，事情又变成了另一种说法。
他承认自己参与过项目协调，却否认曾指示他人伪造材料或隐瞒资金用途。他将责任推给财务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员，声称自己只是听取汇报，并不知道底下的人为了规避问责做了什么。
他甚至拿出了几份经过筛选的会议记录，证明自己曾要求项目组尽快解决资金问题。
那些人并非全然无辜。
他们确实参与了部分违规操作，也确实在事后试图掩盖问题。霍林只是将他们做过的事推到了最前面，再把自己藏在层层审批和模糊的职责划分之后。
最终，项目相关的刑事责任落到了几名具体经手人身上。霍林虽然没能彻底摆脱调查，也因这场风波失去了部分内部支持，凭借证据不足和责任切割，躲过了最沉重的处罚。
他没有输得一败涂地，但也绝称不上赢。
项目暴雷、内部证人反水、调查反复，已经让他在集团内部狼狈不堪。原本支持他的人开始重新权衡利弊，曾经愿意替他说话的长辈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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